生活记忆：一支特殊的“远征军”

超级板车

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年冬天特别冷。

雪还没“焐”出来，三爷来了。在皖北桐城，那里管叔叔不叫叔，叫“爷”。

三爷来的时候是在傍晚。三爷二十七八岁，比父亲小了十多岁，瘦瘦高高的像根麻秆儿，人长得怪精神，着一身蓝卡其布裤褂，上衣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锃亮的新农村牌黑色钢笔，肩上驮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裹。三爷念过初中，是个文化人儿，在生产队当着会计。

三爷喊我父亲“二哥”，又喊我母亲“二嫂”，还挨个亲昵地摸了摸我们兄妹的脑袋瓜儿。父亲赶紧吩咐母亲，维高来了，快去烧晚饭。多炒几个菜，弄盘花生米，我陪维高喝两盅。这冻死牛的鬼天！

母亲似乎对三爷的到来并不高兴，脸上也像罩了一层灰蒙蒙的棉絮儿，嗯了一声，磨磨蹭蹭地去灶间了。

三爷突然想起了什么，命令我们，闭上眼睛，三爷给你们变个魔术。

我们兄妹几个赶紧闭眼又睁开眼睛，每人手里多了几个糖果，俗称“牛屎糖”儿，一分钱一个，但我们还是发出一阵惊喜的欢呼，迫不及待地去剥糖纸。每次老家来人，都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也是母亲最烦心的日子。母亲无数次埋怨父亲，我们也过得紧巴巴的，老家的那些亲戚老是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不是借钱，就是搞木料，把我们当成了沈万三？父亲总是赔着笑脸哄母亲开心，谁让我们是血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哩。我们难，老家更难啊！不然，人家怎会跑好几百里来求咱们哩。伸手不打笑脸人，帮多帮少总得帮，要不以后还有脸回老家去？

吃过晚饭，母亲依然冷着个脸收拾了碗筷，早早回房睡觉去了。撂下父亲和三爷，在堂屋15瓦的电灯泡下咕咕哝哝到半夜，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父亲照常去搬运站干活儿去了。三爷也没闲着，系着柴刀，扛着扦担，到不远的大山上帮我家砍柴火去了。老家的亲戚来了大抵如此。

黄昏时分，父亲回来了，手里还拎着一块稻草拴着的猪肉，另一只手里掂着一瓶白酒，是洋河大曲，当时是上等好酒了。

三爷也回来了，他上、下午挑回了两担硬柴。

父亲乞求般小心地对母亲说，多搞几个菜，我请了麻子队长来喝酒哩。

母亲面无表情地接过猪肉，也不言语，转身去灶间了。

父亲在搬运站拉板车，搞装卸，虽说勉强算是工人阶级，但下苦力比农民还辛苦。因住在生产队里，平时父亲对麻子队长总是小心翼翼、客客气气的，逢年过节总要孝敬队长一点什么。这回父亲屁颠屁颠地请麻子队长来家喝酒又是所为何来呢？屁孩儿搞不懂大人的事。

母亲真有本事，整出的晚餐很是丰盛，馋得我们兄妹直淌口水，但我们只能眼巴巴地远远地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