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故事：人生的余晖(3)

紫藤花儿

琴跪在母亲面前，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周围的人都由泣转喜，连忙上前扶起琴，把她拥进房间。良久，琴才开口说话：因事先不知道箱里藏有手枪，政府对她宽大处理，所以，今天只是作为“陪决”，也算结案了。

陪同枪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采用的一种刑事处罚形式。处决一个犯人，往往会把其他几个罪不至死的人一同押往刑场，事先并不告诉他们是陪决的，让他们挨着死刑犯边上，心里体验临死前绝望的过程，以儆效尤。

吓蒙掉的琴终于回来了。虽说不算“反革命分子”，但受有顺牵连，从此戴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姨公的身体本来就差，一番打击，消受不起便过世了。为生计，姨婆又开起了小店。她们只希望先前所经历的所有灾难永远成为过去，往后能平平安安地度日，把娃儿抚养长大。然而，苦难仿佛没有尽头。有了娃儿，“反革命家属”这顶帽子想甩也甩不掉。每次搞群众运动，琴首当其冲，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姨婆家附近有一条环绕整个县城的西江河，连接西江两岸的是一座五百多年历史的五洞桥。桥的西面便是一条狭长的小街，叫桥上街。街不长，小店小铺一家挨着一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街上的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都非常熟悉。

桥上街属于当时的城乡接合处，因此，桥上街的住户既有城里的居民，也有城郊的农民。“肃反”运动开始，琴的处境愈发艰难，被下放到桥上街附近的农村接受改造，虽说离家只有百把米，只是街上街下，但她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搬出了娘家，琴住到了桥上街的西头。娃儿跟着外婆生活，住在东头。

琴经常来到五洞桥，茫然地坐在桥墩上看着河上的落日余晖慢慢散尽。如果她的人生还有点余晖，那便是在这里回忆过往。从桥头到桥尾，又从桥尾到桥头，她和有顺不知走过多少遍，桥上的每块石头都留有他们的印迹。

有顺走的头几年，琴还四处打听，但没人敢传递台湾过来的消息。慢慢地，她也就死了这份心。或许，生命中拥有不该有的那份爱，终究需要付出一辈子的寂寞和痛苦来偿还。琴便把所有的思念和期待，掩埋进这茫茫的黑夜中。

随性、真实又倔强的琴虽说有面对逆境的勇气，却缺乏应对逆境的本领。

刚下放到生产队时，琴劳动非常勤快，但挣的工分却很少。别人出工一天，计十工分，她只能计五工分。如果大队干部认为你态度不好的话还要扣分，至于扣多少分完全视大队干部的心情而定。大队分配的粮食是按所得工分分配的，这样，琴每年挣到的工分少，分到的粮食自然也少。显然，这种分配方法是极不公平的。琴有什么想法从来不会藏着掖着，她不服气便跑到生产队长那里提意见。一个接受改造的“反革命家属”，是没有资格讲公平的。这样只会换来更多的“小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