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我跪着摘棉花的母亲(2)

“跪”着的母亲

母亲死得突然，死得令任何知道她的人揪心落泪！那年，我已经是单位乡镇机构网点的小领导。那一天早上，我到村头堂哥早点店端米粉给母亲吃，嫂子说婶娘喜欢吃豆饼汤，你三姐已经端了。但是我还是端了一碗豆饼汤去老屋。母亲似乎很平静，说今天真好，你们姐弟二人都带了吃的来。我说今天要参加邻镇一个银行新网点开业。母亲说那就去吧！母亲的话其实另有深意，只是虽有疑惑的我没有深想。晚上我刚从村头下车，一个堂哥的喊声如晴天霹雳，我醒悟到今天反常平静的母亲出事了！我跌跌撞撞地向老屋奔去，进村的一路都有妇女在叹惋：“可惜了青山婶，苦命的好人呐！”“她的宝贝儿子回来了，这下有的哭啊！”……但是，我还没有哭。母亲已经被堂哥们嫂子们平放在我出生的那张旧木床上了，她选择了用一根了断苦难的绳索撒手人寰。她的手还是温暖的，我抚闭她含泪的双眼时自己也涕泗滂沱了——她选在我回家之前行动，不知经过了多么残酷的生离死别的权衡！

痛定思痛的时候，我的母亲，这个叫“青山”的、聪慧的、坚强的女人，她艰辛的后半生，在我脑海里放起了幻灯片——从姐姐们寻亲的信件上，已经上班了的我才隐隐约约知道，她们的生父远在安徽。从她们闪闪烁烁的言语里，她们对那个父亲颇有微词，说他是“右派”，多年后才平反，不仅领退休金，而且还有自己的房子，可是没有管顾她们。

母亲曾经是兰州铁路局的职工家属，她带着三个“拖油瓶”到湖北的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整个社会才开始慢慢复苏。只是让村里人们不解也钦佩的是以她如此弱不禁风的身体、经历婚姻离异的窘况、跨省份的奔波和一个几乎赤贫的老鳏夫重组家庭的现实，完全无能力背负这沉重的“包袱”，她居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责任担当。这是一种多么坚忍的心性。

我的父亲比她大好几岁，家庭在村里是有名的贫困，虽然耿直、善良，做农活是把好手，却是个脾气暴躁、出了名的“老齁巴”——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不过，多年后一个远房的姑姑讲给我：“你爸爸年轻时脾气好坏噢，说不对就动手！还是青山姐来了后才变好的。”我深信，因为父亲抚育我的那份温情说明了一切。父亲去世前后，朝夕相处的母亲也被传染了这无法根治的老毛病，无疑雪上加霜。

有一年，二姐的年龄好不容易对上了一个合适的招工机会，却因为农村户口而告吹。母亲很多年后才告诉我这事：舅公送她们来的时候兄妹俩只是在流泪，被询问是上农业粮还是商品粮户口时，根本没有作出任何选择，只感觉农村多少还能分点口粮，不至于饿死人。

三个姐姐中的两个，特别是大姐成年后在农村苦干多年，用微薄的工分艰难地摘掉了家里“超支户”的帽子。可紧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时间里，她们三个的连续出嫁——这也在村里是特例，再一次让这个家一贫如洗。我在单位的账簿上看到从1962 年起，父亲名字的贷款从两三元到一二十元有数十笔，还清几百元的，记满了一整张账页，直到我工作七八年了才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