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我跪着摘棉花的母亲(3)

“跪”着的母亲

父亲去世后，我才结婚。为了照顾病弱的母亲，单位将妻子调到村头那个新办的小小的简陋的储蓄所工作，一楼营业，楼上是宿舍，住人。我仍然在乡下工作，早出晚归。那年母亲从老屋搬到我们宿舍，她的孙女才两三岁。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同去世前的父亲没有两样，每天剧烈地咳嗽、咳痰，想亲近亲近她心爱的孙女都成了奢望！万金油、风油精、头疼粉成了她从不离身的必需品。有一天，我劝她说头疼粉有副作用很伤人，让她尽量少吞点，母亲的泪就下来了。过后我听堂哥们讲，母亲说我连她仅有的这点减轻痛苦的需求都不允许，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好难过，也意识到母亲以如此病体，面对下楼才有厕所，进出门就是营业室的环境，比忍受疾病的痛苦更有压力，她一定早就打算再回破旧的老屋住了。

弟弟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而且没有找对象，当时正在湖南“家家”那里种蘑菇谋生。这节骨眼，已有两次离异、后来可能在她生父的居地再次成家的三姐，带着一个比我女儿年龄还小的女孩子来了，母亲和她们又住回了我出生的老屋。一段时间过去了，既不知道三姐的现状，也不见有离开的打算，母亲可能感觉到了什么……

是的，什么事都想得到的母亲感觉到了绝望，尽管她骨子里不服输，但是她斗不过命，开始盘算离开了。其实一切都有兆头，母亲趁我上班时把一方小手帕包着的两三样物什交给妻子，其中有一枚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奶奶传给她的两寸来长的银耳勺，说我们家祖传的，现在传给儿媳做个纪念。妻子说有些奇怪，我听了心里打战，又无法言说！也许是她巴心巴肝捧大的儿子没有尽到孝道，或者不愿意拖累子女;也许从她颠沛流离拖带来的幺姑娘身上看到了她苦难的重演，于是，她决断了，一切无法挽回！

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和父亲的墓地前面，一条宏伟的高铁越过“ 脸盆桥”的棉田，跨过清澈的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