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在中国

世界遗产在中国

谭明　王丹

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厚、自然风光壮美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的文化，中国的世界遗产再现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它们不仅是中国艺术、文化与自然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用现代人的视觉审美意识来解读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用艺术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的遗存。面对中华几千年的辉煌艺术宝库，从不同时代的脉络中不停梳理中华民族艺术瑰宝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用摄影语言来完全描述它，谈何容易。我不断变换着思路，用特殊光影结构来强化透视关系及表现手法。对人物雕塑、古建的形态和造型及其艺术魅力做巧妙的渲染，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解析、诠释其文化内涵，努力表现深藏历史尘埃中的文明。

“读图时代”更加苛求图片的影像品相，以及表达的精准性、艺术性。影像视觉冲击要内聚神韵、外表简洁、构图新颖、采光独到，使读者的视觉与我一同触及不同的时代，产生永久的共鸣，这也是我拍摄中国世界遗产的初衷。世界遗产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题目，拍摄难度极高，许多佛窟寺庙都禁止拍摄，很多情况下我难以尽兴地将拍摄发挥到极致，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数十万张底片让我无法放弃，并迫使我继续拍摄下去。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许多朋友们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收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前面的路很曲折，但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对话谭明

你是如何喜欢上摄影并开始从事攝影艺术创作的？

谭明：1960年代末，我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那时我就摸索着自己冲洗胶卷。利用人防工事当暗房，在几个大碗中放入显影液、定影液和清水，架起两只胳膊来回拉动，就这样胶卷冲洗出来了，虽然简陋但非常开心。

1970年代初，我调到首钢工作，开始了对摄影艺术创作的尝试。当时，我的拍摄对象主要是炼钢炉前、机装车间、电焊车间的工人等，我逐渐有了刻画人物造型，以及利用环境光渲染主题的意识，并对摄影开始有了粗浅的认识。

你是何时、什么原因开始使用4×5大画幅相机拍摄的？你觉得大画幅相机对你的拍摄有哪些帮助？优势是什么？

谭明：我是1980年代末开始使用4×5大画幅相机的，大画幅摄影绝非易事。4×5相机是一种技术型相机，它的操作过程比较复杂，需要通过调整相机的各个参数来完成拍摄，不像现在的智能相机只是按快门就能完成拍摄。而且并不是用上了大画幅相机就可以拍出高水平的作品。使用大画幅相机创作是一件慢工出细活的事，很多时候由于拍摄的步骤多、速度慢会丢掉许多机会，所以在一个时期里，我就只带一部大画幅相机进行创作，逼迫自己锻炼眼力和动作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