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品：精神故园(3)

凛凛高风访故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延安市工作，与老安有过几次不算深的接触。那时他五十左右年纪，身体壮实，待人热情，言谈举止带有文艺界人士惯常的爽直甚至单纯。有时来办公室聊天，谈到某些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总觉得莫名其妙：“政府机关，公仆嘛，咋能是这样呢！”考虑到他是省上下来的干部，县团级，有时进城办事没个落脚的地方，市委在办公大院为他安排了一孔窑洞，但很少见住。有次我去蟠龙下乡，想带他一起去队上看看，他一听连连摆手，说我可不能坐你的小车，否则老乡会把我当外人看的，再说现在也没甚看头，等真搞出个样样了，会请你们去检查。此后不久我便离开市上。及至这次专门去纸房沟，听了原支部书记屈绳武等人的介绍，我才意识到过去对老安的了解何其浮泛，并对没能给予他更多帮助深为内疚。

我不知安全把生活基地选在蟠龙是否与毛主席辗转陕北时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有关。而他去扎根的纸房沟，是一条离蟠龙镇尚有十多里的拐沟旮旯，全村三十八户人家，破门烂窗，沿沟散居，每家三亩地，亩产不到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是全公社最穷的村子。把社员心力凝聚起来激发出来的，是安全因屙不出来三次洗肠仍与大家一同吃糠咽菜的行动，和“不改变面貌绝不回去，改变面貌更不会离开”的誓言。为了解决当时的困难，他一方面动员社员搓麻绳、砍锨把卖给供销社，一方面到城里搞回豆渣、麻渣，使全村通过生产自救度过严重春荒。此后，他和党支部一起，带领社员植树造林、打坝造地、修道路、架电线、发展畜牧、兴办工厂。到一九八五年，全村实现了人均两亩基本农田，千棵树、千斤粮、千元钱，村里有了汽车、拖拉机、推土机等大型农机具，还利用集體积累，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修建了大队部、学校、党员活动室和一百八十七孔崭新的砖窑，社员全部搬进新居。一个昔日破败落后的“烂包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省地县三级命名的文明村。

“为纸房沟，老安可是把罪受扎了。”老支书屈绳武说，“他完全把老百姓的事当自家的事办，甚至顾不得身家性命。”一九七五年，安全把儿子安军也带到纸房沟插队劳动。这一年，村上决定创办机械加工厂，老安带着安军和队里的另外六名年轻人去西安学习制造技术。为期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就一直和老安的其他家人吃住在一起。老安的爱人白秉权也是西北文艺工作团走出来的著名歌唱家，不仅毫无怨言，还把自己的工作室腾让出来。建厂过程中，遇经费不足，他们又把女儿从部队复员时的安置费也贴补进去。

纸房沟现任党支部书记就是那次去西安学习的七名青年中的一位。提起白秉权老师，他满脸敬重，说我们是亏欠着人家的。一九八0年前后，安全拿自己的工资和部分集资款给队上买回四匹马，经几年繁殖发展到二十多匹，办起饲养场。有一次饲养场的一头骡子不见了，老安急得团团转，几天睡不着觉，村里村外到处想辙寻找。正在这时，他爱人病重住院，发电报要他火速回家。“队上出这么大的事，咋能说走就走。”老安给家里打电话，要孩子们精心服侍，并请单位暂时关照，等队上的事处理完马上回去。对此，他爱人和孩子们好长时间都埋怨他不近人情，老安除再三道歉外，向他们解释：知道一头骡子多少钱吗，那可是队里一份贵重家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