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首好歌，何尝不是如此(2)

闪闪红星伴我行

那时，摄制组住宿条件很差，我借住在当地卫生院办公室的里屋，说是里外屋，但门上没玻璃，外屋说话，里屋都听得见。一张旧桌子，勉强放下谱纸，一张旧报纸，罩上灯泡，一张旧单人床，可供休息……就在这间鹅湖农村的小屋里，我通宵达旦地工作，写出了《红星歌》等7段歌曲的全部乐队总谱。11月，我带着总谱，回北京准备录歌。

就在即将交出总谱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第三稿。顺手翻开，《映山红》的歌词令我眼前一亮：“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边看边念出了声，这歌词真好！随即，我又陷入了纠结。原剧本中并没有这首歌，再写《映山红》，便要放弃前面已创作的3首。怎么办？思虑了两天，终下决心：重来！把之前创作的3首歌否了，把小屋里颇费心思写的总谱也否了！

想通了！灵感和激情便喷涌而出，仅用两个小时，便把女声独唱《映山红》的旋律写了出来！接着，很快写完混声合唱的《映山红》和乐队总谱，交付录音。至今，我都对李俊导演心存感激，他很信任我，没提出任何让我为难的意见。

音乐的本质是美。用美的旋律，营造美的意境，传递信仰、信念和信心，给人以心灵的陶冶、奋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创作《映山红》是偶然中的必然。歌词说的是“盼”，盼的是映山红花开、红军归来，盼的是江山变成红颜色。方向端正了，分寸把握住了，就要尽情抒发革命的壮丽之情。再深入想，“夜半三更盼天明”的情景下，角色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红军走了，潘冬子和母亲躲到山间茅草棚子里。潘冬子看着爸爸留给他的红五星，问母亲：“妈妈，我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怎么回答？她知道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吗？她说不清。但是，她相信红军一定能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她说道：“等到满山的映山红都开了，去参加长征的爸爸和红军就回来了。”接着，她深情地唱出了“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既是回答儿子的问题，也是表达自己对革命胜利、红军归来的向往。

邓玉华唱这首歌之前，专门去植物园和美术馆，只为亲眼见见映山红。她说：“当时美术馆有幅画，画的是杜鹃花，就叫映山红。看的过程就慢慢体会到，映山红开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再唱《映山红》，更有代人感。”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闪闪红星伴我行。我深信音乐色彩的存在，它与生命体验相关，更与理想信念相连。“红色”，作为一种信仰的力量，形成了我音乐创作的底色。

我亲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反击作战，目睹和倾听的无数英雄故事，是我人生观、价值观沉甸甸的“压舱石”。我一直记得与人民军队、与音乐结缘那天发生的故事。1948年3月，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报考东北音乐工作团时，唱了一首《解放军天天打胜仗》，当时的我并不知作者是谁。面试老师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才明白过来。这位老师，便是写出《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曲家刘炽。我暗下决心，立志成为他那样的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