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河洛谣》

《河洛谣》读后

读罢长篇小说《河洛谣》后，总如小鹿撞胸，时有诉说的冲动。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独具个性，颇有建树。他生在洛阳，兴在开封，葬在巩县（今巩义市），三点一线，紧傍黄河，是万里黄河上的重要节点。

品读《河洛谣》，窃以为它有以下三个特色：

第一，语言贴切。

《河洛谣》的作者语言运用娴熟，具体说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河洛谣》全部使用优化过的巩义话，通体以巩义话为基础，经过匠心洗练提纯，把它变为书面语言，通俗流畅，质朴自然，具有个性。按照印度作家奈保尔说的，就是“从基础开始探索，只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叙事”。中国小说本就源自古代的评话，只不过是把说书人和听众演化为了作者和读者，但万变不离其宗，任何美妙语言脱离了群众基础就都成了空中楼阁。《河洛谣》中地方色彩浓郁的语言随处可见，如“小姑娘拉着脸，不情愿地回窑了，嘴噘得能拴头驴似的”;“河里捞笊篱，瞎（虾）编的”;“那头牛只要见了渔娘，就两眼发怵，身体哆嗦，不由自主屙起稀屎来”等等，这样本地人读起来感到亲近、亲切、亲和，外地读者读起来感到新鲜、新颖、新奇，能够紧紧地抓住读者，产生巨大的感染力。第二方面是运用了大量的诗词、楹联、小曲、俚语、戏曲样式，在十几万字的篇幅中，运用30处之多，既能调节读者的阅读节奏，使文章显得生动，避免呆板、滞涩，更能有效烘托人物。如以诗词形式表现的“十知圣上贴”和“十心歌”等，对塑造赵匡胤的人物形象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塑造出了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

一篇文学作品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塑造出了崭新的艺术形象。赵匡胤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作为、有担当、有创新、有人格魅力的大皇帝（以区别于那些追求一己之私、因循守旧、沉溺酒色、丧权辱国的小皇帝），以“仁慈恤民”的标签卓立于世。要表现他南征北战、殚精竭虑、治国忧民的一生，不是区区十几万字能完成的。汪曾祺先生说过，写小说要“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里的“话”是指现成的话或已有的定评）。作者遵循汪老先生的创作原则，熟读经史，精心剪裁，合理谋篇，避开人所共知、史书已有记载、别人已有描述的事件（如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传皇位于弟），仅仅抓住赵匡胤在巩义古驼岭周边的活动，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实写苟仙儿，虚写燕赵老友，靠家鸽传书连在一起，双线条并进，由点及面，虚实相生，“写你能写的，而不是写你想写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语）。塑造了赵匡胤、苟仙儿、燕赵老友、一凡法师、渔娘、“铁钩担”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得不承认，故事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作者在这方面的构思剪裁把握得十分得体。如对赵匡胤从军到取得皇位这一段史书已有明确记载的事迹，作者仅通过古驼沟村民饭场中的闲喷（聊天），用短短的600来字就非常艺术地叙述出来（见《河洛谣》中部第一节）;而表现赵匡胤在巩县与苟仙儿、一凡法师、燕赵老友等人交往纵论，形成他“重文抑武、民安政平”治國理念的过程，则不惜言辞浓墨重彩铺展开来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