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笔记：我在俄罗斯当倒爷的日子(3)

我在俄罗斯当倒爷

后来，经绥芬河的朋友介绍，我又认识了两位绥化师专俄语班毕业的望奎老乡，他们也同我们一起出国倒包。这样加起来，当时我们已经有十个望奎老乡聚在一起倒包了。有更多中国倒爷到来，令瓦莉娅十分高兴。她按人头收住宿费，十个人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晚餐与瓦莉娅喝酒是躲不过去的一件事儿。喝了一会儿，我就手捂着脑袋假装头疼，瓦莉娅这才放了我一马。回到寝室里，我在屋地上铺好毡垫子，躺下就睡着了。睡得正香的时候，忽然就觉得身边有人，睁眼一看，喝得酩酊大醉的瓦莉婭凑到了我跟前。她嘴里朝我脸上喷着酒气，身上散发出来一股难闻的味道，怎么形容呢？我想了想，那应该是狐臭味和臭脚丫子味混合起来的一种味道，熏得我有点反胃。瓦莉娅跟我脸对着脸，嘴里不厌其烦地絮叨着俄语：“瓦洛佳，克拉细维！瓦洛佳，克拉细维！……”她就好似复读机一样重复着这句话。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扑哧”就笑出声来，把浓烈的酒气反喷到瓦莉娅的脸上。这下好了，瓦莉娅立刻来电，手舞足蹈地耍起了酒疯。她养的那条狗也前来助阵，前蹿后跳的，在我跟前折腾了半宿。

第二天，卖完货，兑换了美元，我又使用了老花招，将一双毡底棉鞋的底子割下来，然后把美元折好用复写纸包上，拿出凹槽里面垫的纸壳，将包好的美元放进去，用勾锥子和细线绳把鞋底原模原样绱好。每次回国，我的美元都是这样用两只脚踩着回来的，而且每次都挺顺利。有一次，我在境外收了一万多元人民币，回国前没来得及兑换成美元。情急之下，我也只能将那一万多元人民币带在身上。当时俄方海关规定，每个中国人回国只允许带六千元人民币，超出部分会被他们没收。过关时，我心里十分忐忑。验关的是一位会说汉语的俄罗斯女性，她用汉语问：“美元的有？”我回答：“没有。”她又问：“卢布的有？”我回答：“没有。”她接着问：“那你有啥？”我回答：“我有人民币。”她刨根问底：“有多少？”我回答：“六千元。”她说：“拿出来数一下。”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兜里揣的人民币全掏出来让她数。她一边数着钱，一边和身边的另一位同事聊天。其实，她的心思也没放在工作上。看到后面等着验关的中国人排着长队，最后她没有耐心一张一张地数下去了，干脆把钱推给我说：“验完了，走吧。”就这样，我有惊无险地蒙混过关了。

中国人在俄罗斯，得个头疼脑热的病，服不惯外国药，所以每次出国，我都备些咱们自己国家产的药品带在身上。一次出境前，我在药店匆忙买完药，装进挎包里就赶着买票过关。到了格城海关，验关的还是一位俄罗斯中年女士。她把手放到了我装药的塑料袋上，然后用汉语问：“美元的有？”我说：“没有。”她又问：“人民币的有？”我说：“没有。”她接着问：“药品的有？”我说：“没有。”她刨根问底：“那你有啥？”我说了句俄语：“玛雅，杜达拉西亚，拉包待（我是去俄罗斯工作，不经商，没钱）。”“你过关了，走吧。”她说。当我走过去，回头看她时，她朝我笑了笑，然后用俄语说：“基别蛮得威（你在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