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到极致,一定是最极致的荒诞(3)

真实到极致,一定是最极致的荒

为了写作，阎连科到河南艾滋病村待了很长时间，“我所经历的事情是闻所未闻惊心动魄，每一件事情说出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河南之前有过这样的广告发展血浆经济。直奔小康生活。可后来有了这么多艾滋病患者。“我所进入的村庄，在34到50岁的劳动力里面的艾滋病病号是85％。村庄里有一个二亩大的池塘，每天就用来洗这个装血的袋子，洗到水塘都是黑红黑红的颜色，而且围着池塘生的蚊子大到平常的三倍，像我们看到的绿豆苍蝇，如此荒诞的事情，看到我写的这些，每个人都会说阎连科太夸张太想象了。“但他”写的是百分之百的纪实，这个村的每家人我都熟悉……最荒诞的来自我们生活中最真实的。真实到极致，一定是最极致的荒诞”。

对话阎连科

《旅伴》：您是一个著名的乡土作家，从写乡村生活到写世道人心，您对这几年写作的发展变化怎么看?您对这种写作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阎连科：这种变化来自世界观的认知，我们生活的现实没有超过这个文学作品的，我们生活中的荒诞远远超过我们文学中塑造的荒诞，只有表达出来才感到极具冲击力，才会对生活产生一种看法。我们身边最复杂最深刻的其实是人性，为了我们的经济上去了人心却下来了。

《旅伴》：《我与父辈》一书是对乡村生活的追忆，现在您在城市来面对乡村，乡村对您最大的馈贈是什么?

阎连科：乡村生活是我写作数不尽的源泉。我经常说阎连科不是沒有故事可讲，只要我回家住个两三天，可供我两三年写不完，因为农村的故事太多我不知道写哪个。

《旅伴》：您提倡每个人的原初阅读是有标准的，我知道金庸先生今年也进入了作协，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您觉得作协的标准应该是什么?阎连科：不是金庸进入了作协，而一定是作协让金庸进入了作协。当然金庸进来了，现在的作协主席铁凝是个很优秀的作家，也非常明白很多事情怎么处理，最终作协的进步不在于态度开放下开放，而是需要你确实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创造了什么条件，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服务。

《旅伴》：作协用了更加包容和更低的姿态来接受了更加多元化的作家，这对更多的读书人和作协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阎连科：我觉得金庸进入作协并不代表作协的工作好起来了，而是要考虑作协你给作家带来了什么服务带来了更多宽松的环境条件。这才能代表你的工作好起来了。政府是老百姓的公仆，就要看以什么身份出现做了什么工作，作协在这里应该是我们文艺界的公仆，现在它是不是公仆我们还不知道。

《旅伴》：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对生命是漠视的，您能对现在的青少年提出一点忠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