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来自上海的亲戚(5)

上海亲戚

那台“上海牌”缝纫机，不但缝缀着我们全家和半个村子的光鲜，更缝密了缝紧了我们家与上海的那条线。

从此，我们家每年收到的家信，除了青海的二叔、大哥的，沈阳的三叔的，还有上海须辑的。从此，我们家每年寄出的花生米，也多了一份上海须辑的。

那时，我们家来的信，是我们村最多的。青海的，沈阳的，村里人都知道，那是爷爷的两个儿子，父亲的两个弟弟。只有这个上海的，村里人都好奇，李铁匠家，什么时候多了个上海亲戚？父亲逢人问，必答：那可是我们家最要紧的亲戚。

后来，父亲又独自一人去过上海，去过须辑家，背回家的是“永久牌”自行车。那是一辆崭新的52 型加重自行车，是须辑信中知道父亲要去他们家，提前就买好的。那也是我们村唯一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当村里人骑着弯把的“大金鹿”赶集上店，遇突发状况，只能慌里慌张手扶车把脚踩刹车时，父亲骑着他的平把的加重“大永久”，两手轻捏刹车，两脚支在地上，两眼随意溜达。那个新衣服都要套在旧衣里穿的李铁匠，俨然成了那个豪横到敢跟皇家比拼的石崇。

这辆“大永久”，父亲从生产队，骑到大包干;从大包干，骑到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最开始的锃明瓦亮，到后来的风尘仆仆，却从来没有一次“掉过链子”。直到八十岁的父亲因脑梗而瘫痪在床的前一天，父亲还在骑它。如今，父亲坟头的草已历经三个春秋的荣枯，可那辆“大永久”，还静静地站在父亲院子的瓦棚下，践行着它的久久长长。

就是这样的，在村里最引以为豪的“两大件”，均来自上海，来自我家“最要紧”的亲戚。每年雷打不动地，我们寄给上海须辑家的，除了五斤花生米，就是母亲晒的熟地瓜干，那是须辑的高工爱人喜欢的。

寄给上海的家信和花生米，开始的时候都是父亲托我们本家的三哥代写。这个三哥，读过几年私塾，写一手好字，我们本家有重要的信件，都是托这个三哥写。再后来，我和三哥都上学了，都可以写信了，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们兄妹身上。最开始，给二叔三叔大哥的信，是我和自家三哥写，给上海须辑的信，父亲还是请本家的三哥写，父亲怕我们的铅笔头写不好那么“要紧”的信。一直到我参加工作，每年一封写给上海要紧亲戚的家信，都还是我的必修课。每次写这封信时，父亲总是坐在一旁“耳提面命”，总是念叨着那个温和的叫须辑的上海男人，还有那个温婉的不知道名字的上海女子。

在格尔木的大哥，休假时，总会拐个弯，到上海，到须辑的家里坐坐，哪怕当天就启程回老家。

再后来，大哥身体不好，就打发女儿、儿子代他去上海，去须辑家。那个时候须辑和他的爱人早都退休了，接待他们的是须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