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千载蜀魂，精气长存。三星永耀，光焰万丈！(2)

三星堆：一部厚重的地下史书

同年，葛维汉在广汉玉器坑发掘简报中首提“广汉文化”概念，后郑德坤先生在1946年《四川古代文化史》中为此作了专章论述。“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学界已关注到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异同。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发轫于20世纪初叶的巴蜀文化研究，与三星堆有密切关联，对后来三星堆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1956年春季和秋季，为配合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扩建，四川省文管会专家王家祐、江甸潮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和横梁子进行了调查，并将遗址南北两区分别定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结合三年级考古学通论课程实习，对广汉南兴镇古遗址再度进行了田野调查，采集了部分陶片及石器，通过器形和纹样对比，将当地遗址与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等遗址联系在一起，明确其皆属同一种文化类型——蜀文化。

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倡导下，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实际工作40天，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发现了玉石器、陶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和房址、墓葬、建筑基址等遗迹。此次发掘意义重大：首次从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对月亮湾的发掘进行分析对比，指出该遗址是属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的堆积，合理解释了房屋基址和红烧土硬面以及砾石遗迹的发现，确定了这里有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建筑遗迹。此次发掘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资料，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学分期奠定了科学基础。冯汉骥先生在对当地进行了多次调研后，指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二十多年后举世震惊的重大发现印证了先生的这一预见。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其后又发表了具方法论意义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说，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界碑，对考古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在此期间，四川考古工作者对1980年以来的三星堆田野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三星堆发掘者根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于同一遗址群的各遗址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根据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三星堆发掘以及历年所获资料、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认为三星堆遗址文化分为三期（后据资料分为四期），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三千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并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工地。此后，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和分布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提出“三星堆古城”的看法。1984年3月，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在成都召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会议期间，苏秉琦先生专程赴省考古所库房参观三星堆文物标本。会议闭幕式上，苏先生发表了对考古学科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对巴蜀文化的看法：“巴蜀文化有它自身的诸特征因素，但并不只是哪一种东西。我们现在说‘初步形成，是说像月亮湾、三星堆和方池街的材料……四川有这样一批材料和工作成果，我看这就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