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博士生考题(3)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试解

在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间，中国人与西方列强在关门与推门之间暗自用力，中国终因比力不过，大门全部被打开。这个20年的较量，中国遭遇了全方位的失败，中国人的自信心被彻底打垮。从天朝上国，跌落到唯蛮夷号令是从，这是一个让人极度痛苦乃至绝望的过程，器物层面不如人尚在其次，文化溃败才是根本。我相信，包括林则徐、李鸿章、胡林翼在内的这些先知先觉的中国人，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在文化上遇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对手，不仅在器物层面，文化方面中国也已经落伍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却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也不敢承认文化和制度的落后，他们只敢承认器物的落后。于是，后来的洋务运动顺理成章，即只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其他方面是万万学不得的，也是不能去学的。“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秉承的原则和方针，实际是当时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志。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清流派的人物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高，观点越来越左，可因为他们的论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所以，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一方。不难发现，在文化上越不自信，就会越依赖于祖宗的已定之规，越反对外来文化，结果是越来越自闭、排外，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主导政府的决策，从而使国家走向灾难的深渊。我们今天反思甲午之耻、辛丑之耻，包括此前的中法战争中的惨败，眼睛不能仅盯在赔款割地上，而应该检讨导致这些奇耻大辱的根源在何处。

仅仅从文化不自信这个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找到很多的实例，比如，原来中国据天下之中，唯我华夏独尊，周边四夷不能随便来我华夏，见我皇上更是难上加难；即使同意三五年来一次，也得遵守我们定的规矩，见皇上更是要行三跪九叩之大礼。但19世纪60年代以后，我华夏不仅从世界中心被挤到边缘，而且几乎所有的祖规都被打破，列强不仅坚拒华夏传统礼仪规制，而且还要驻使北京，与我华夏平起平坐，甚至与皇上平起平坐。中国的制度和文明建立在礼法仪制之上，在某种程度上礼法就代表了文明或文化，而绝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所以，对于大清天子及众臣来说，这个变化太大，心灵的震动太大，的确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怎能接受得了？！

19世纪中国的历史常被解释为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这个解释并没错，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大多从物质层面检讨当时中国的落后，也触及制度、文化等方面。本文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自信两个方面，试图做出进一步解释。也许，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的历史，就能够对这段历史有较为深刻的体认。我认为，正是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崩塌以及文化自信的丧失，迫切需要“再造文明”（胡适语），所以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的引入。然而，传統意识形态崩塌并不等于传统意识形态就没有了影响，文化自信丧失也不等于就能全盘接受外来文化。新文明新文化如何在原来的环境下建设和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