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家乡的大凌河(2)

大凌河情觞

我弟弟小我五岁，他也就三四岁光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暑假的某一天，我担着两只空筐，领着弟弟，哥俩干什么去呢？临行前，母亲从园子里摘了两根长长的“大青刺”黄瓜，一人手里一根，高高兴兴地去两里地之外的供销社代销点。父亲在他所在的公社供销社，买了一台带短波的收音机，供销社的送货马车给带到了代销点，父亲捎信来要家里人去取。我大概听明白了母亲的交代，就领着弟弟欣然前往。

谁料到，我只记得母亲叫我把收音机挑回来，却忘了到代销点去找谁，怎么称呼人家呢？弟弟还不大懂事，无从商量。好在我认识代销点里的那个售货员叔叔。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一指院子里的马车，就忙着卖货去了。我拉着弟弟，走到马车旁，看见一个光头的人，一时看不出多大年龄，一定是车老板。我走到他跟前，大声地说：“那谁？我是王贵民的二小子，我妈让我取（qiu，方言音）收音机来啦。”

之后的细节已经忘记了。最后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那台像小箱子一样大的收音机挑回了家。后来，父母常常取笑我，说我不懂礼貌，不会称呼人家。打那以后，我便懂得了，逢人如何区别年龄，以及如何称呼人家，渐渐地学会了与人打交道。

三

上初中时，我离大凌河就更近了。当年一个公社只有一所中心中学。我的家离中学有25里之遥。刚开始住校，每周末回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天黑前再返回学校。那时我的个头很矮，骑二八自行车，只能掏裆骑，途中经过一条长长的山梁，很不安全。但是不回家不成，想家想得要命，一想起来，就偷偷哭鼻子。学校离父亲的供销社只有二里地，大姐、二姐、哥哥都在那里工作，但我还是想家，想母亲。母亲在哪里，哪里才是家，谁也代替不了母亲。见到母亲，才感到安全，感到温暖。

不久，我受了一次天大的委屈。我们好多男生挤在一间宿舍的大通铺上，还有两个比我年龄大一点的堂兄在内。一天，不知何故，暴怒的梁校长把我们全宿舍的行李都给扔出去了。我不明就里，胆子又小，稀里糊涂地就给从宿舍里赶了出来。怀着一颗极大委屈又不敢表露的心，带着惶恐不知所措的神情，向父亲报告了此事。

父亲显然已被告知，并未对我多加怪罪。父亲说出了原因。校长说我们，当然包括我，成天调皮捣蛋，上房揭瓦，胡闹一气，比如在宿舍的过道里大小便！天地良心，我不敢辩解，又如何去辩解呢？反正父亲收留了无处安身的儿子，睡在他的宿舍里。

从此稍微安逸了一些。但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早晚吃在供销社食堂，中午吃在学校食堂。想来也够神气的了，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羡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