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我的父亲，一个农民的忠诚(3)

父亲的忠诚

老黄忠的大号，就在虹桥镇上传开了。别人说我父亲的名字，只说老黄忠，谁都知道是刘吉如。

后来，父亲的待遇也变了，被区里抽调到钱家垟镇农场当技术员，且准备转为行政脱产干部，已报上面审批。可不久，父亲却把这个机会给弄丢了，原因是不肯讲假话。

事情得从县现场会说起。

那次会议是在虹桥区的某个乡里开的。县领导带全县（区）、各乡来的代表参观了该乡的仓库丰实（稗谷堆的）、稻谷丰收（几亩田合并的）现场后，要各地报当年的水稻产量。那是地地道道的“放卫星”啊。产量越报越高，从每亩五百斤、一千斤加到一千五百斤、二千斤……到场的县领导大喜，问莫区书，虹桥区的总产量几千斤？莫区书沉吟半天，说：“产量这么高，恐怕有问题。”县领导不爽，点父亲的名，说：“吉如同志，你是土专家，你说一亩田能打几千斤？”父亲此时早已对各乡各队昧着良心唱高调心中不安了，这时惴惴地说：“我看，我看……能保证亩产七百斤……就好。”

县领导当场变了脸，拳头在桌上一捶，说：“想不到你老黄忠也说落后话，当大跃进的绊脚石嘛！”当场，我父亲和莫区书一起被拔了白旗。会上还宣布，除名刘吉如的农场技术员职务，回村当农民去。

快到嘴的鸭子却飞了！

父亲于上世纪80 年代末去世。去世后，我在他的衣柜里掏出一个布包。包里有两件东西：一件是1959年温州专区公署颁发给他的地区级劳动模范证书。另一件，是1951 年土改工作队写给他的证明书，证明书写着：“收到刘吉如道冠、道袍、道靴各一件，罗盘、铜剑、锣鼓各一副，手抄本《道德经》一本。证明刘吉如已与迷信职业划清界限，是个忠诚老实的农民……”

哦，这是一位农民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实实在在的忠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