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家的故事(4)

弯弯的目光

又隔了个把小时，母亲又用脚轻轻蹬了蹬卫红，问几点了。三番五次后，母亲终于招架不住困意，坐在床头睡着了。也只是一会儿工夫，骤然惊醒，像做错了事似的，赶紧睁眼，问卫红几点了。卫红说，五点了。母亲说，你三哥快到北京了。

是的，再有一小时，我就到北京永定门站了。我从地上起来，向车窗外望。车窗外已有了田野的轮廓，疾速后退。站到车门口，我伸了伸懒腰，想班里同学大概都到校了。我每次回校，都算着日子到，从不提前。我想在家里多待一天，陪着母亲和卫红。家是温暖的，母爱是温暖的，日子再贫瘠，温暖无价。

母亲没了睡意，从床上起来，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先撒一把玉米给鸡，再拎一桶食给猪，然后抱了一抱柴火，准备早饭。等早饭做好了，母亲又出来看天色。天色泛亮，太阳欲升，估计有六点了。儿子该到北京了。

到了北京，我想去看升旗，但最终没去。人生地不熟，还要急着转车。从永定门站转到北京站，然后乘上开往宣化的火车。这当儿，母亲无法揣摩我身在何处。北京，母亲是知道的，她常说毛主席是恩人，毛主席住在北京，母亲还会唱几句“我爱北京天安门”。至于我的终点宣化，母亲不知道。她只知道从北京转车，到我的学校，大约四个小时。我和她说过的事，她都记住了。我一般在下午两三点到学校。

接下来，于母亲来说，倍受煎熬。母亲估计我到学校了，她的心还在悬着。她只是估计，并没有确切的消息。她要等到我的来信。那时通讯不便，只等“鸿雁传书”。我到了学校，過个一两天就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等母亲收到信，离我离家时，已是十来天之后。这十来天，母亲茶饭不思，彻夜难眠，等我的来信。有时我懒了，回信会拖延数日，母亲的担忧便顺延了，且会加剧。母亲天天站在路口，盼着绿色邮差。邮差是一抹绿，能给母亲送来希望和佳音。每有送信的人来村里，就免不了要问，有我们家的信吗？邮差说有，母亲马上笑逐颜开，拿着信让卫红读。邮差说没有，母亲悻悻然，脸上凝结成霜。

后来我分配在连云港，离老家不算远，二三百里。八九十年代，交通非常不便，这个距离不算远，也不算近。特别是去一趟农村，坐了汽车坐三轮，坐了三轮还要走几里地。我每年回去的次数不多，大多安排在过年。现在想来，我是对不住母亲的。不该忽略那走多远都扯不断的目光，不该冷落那数着日子盼儿归的心思。

母亲87 岁时，还那么坚持着站在屋后，目送我们远去。不过，此时她手里多了根拐杖。拄着拐，立在风中，一如既往地站着。73 岁那年，母亲得了脑梗，不能独自站立了，但她没向岁月低头，仍顽强地站着，直站到看不见我们。我想不明白，一位古稀老人，何以有此等毅力。我们劝她回去，她一手拄拐，一手缓缓地摆着，说没事，你们走吧。我们只好稍稍加快步伐，免得她在风中站立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