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以礼数做人(3)

孙桥村纪事

碰到下雨的时候，路上的泥土就变成浮起的烂泥，又黏又滑，拉不了纤，老船自然行不走，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老天爷放晴。这个时候，我便穿上蓑衣，在河坎上做“鱼梯”。雨大水多，稻田、棉花田里的水，就顺着水沟流淌到河里。鱼儿尤其是鲫鱼，有一种奇怪的习性，喜欢逆水而上，而且在冲浪时会飞跳起来。我在水面至河坎的斜坡上，贴吹面向上，用手扒出一个个泥坑，隔两尺就扒一个，依次扒上四五个坑。农田里的水顺坑流下，鱼儿就过“狂欢节”，纷纷逆水“跳龙门”进坑，它们完全不知已经进了我的陷阱。这时，我就用两手在坑里逮住它们，一一放进木桶里。多的时候，可以逮个五六斤，少的时候，可以逮上二三斤。伯父负责杀与洗，我父的任务是烧与煲汤。完后，我们就一起吃红烧鱼和喝鲜鱼汤，老兄弟俩还喝上几杯酒，其乐融融。吃不了的鱼抹上盐晾干，之后慢慢地吃。有一回，卸完船上的货，我在镇上溜达，在饭店门口的垃圾堆上捡到一块连着白筋的猪肝，就带到船上，用鱼篓改装为带绳子的鱼簖，鱼可以进篓，出来却被竹子做的“倒刺”卡住。我把猪肝放进鱼篓，晚上放进河里，绳子系在船舵上。第二天早晨，我拉鱼篓上来，嗬，里面居然钓到一只将近三斤重的甲鱼，我高兴得在船上又蹦又跳。我父说，别吃，卖了换肉吃。我便拿到饭店里去卖，老板见了，问我要多少钱，我说换肉吃。老板发善心——将甲鱼放生，还高兴地给了我一只大猪蹄膀。我们三个男子汉，美美地吃了两顿白水煮蹄子，饱饱地油了一回肚子。后来我后悔没自己将甲鱼放生。我父笑着说，这么大的甲鱼，少说也有30岁了，我早就晓得，在谁手里也都会积善积德;也算是你给它放的生，不过借饭店老板的手罢了。嘿嘿，我们不花钱，乐得开了一次大荤哦。

老船后来被乡里的副业社管起来，我父与大伯仍然搞砖瓦的运输，但近一半的苦力费交了副业社。收入少了，但还是有钱挣，我父也乐意。那个时候，我家靠老船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的月工资，过着孙桥村里的“小康水平”生活，自然让村里人十分的羡慕。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认为我家老船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拖了共产主义的“后腿”，必须割掉坏东西的“尾巴”。我娘是共产党员，犹疑不得，心里不情愿还得装作“老积极”带头革命，于是，老船也就“共产”归了生产队。生产队里干农活儿，都是用小船，又不跑长途运输，我家的老船从此失业，一直默默地躺在队里大场边的河里。

我父与老船大半辈子为伴，心里老舍不得它，有事没事就去大场边看看他的老伙计。它“老骥伏枥”，静静地守在河里，等待着主人的使唤。其实，它等待的是它的枯朽。可惜，后来“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来得太迟，又没人给它油漆保养，听凭木质的自然腐烂，还没等到它再次服役的机会，就悄无声息地沉没到河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