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记忆：我相依为命三十年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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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戊戌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和我相依为命三十年的妈妈走了。

妈妈最喜欢古典音乐，每年元旦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锁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专注程度远超春晚。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努力奋斗数年后，有了足够经济条件，可以带着她去维也纳现场听一次音乐会。可还没等我挣到钱，这花钱尽孝的机会就已荡然无存。

2015年5月的某一天，当我看到那张A4纸的B超结果时，“癌”这个字像一颗沉沉的铅球，以极快的速度击中了我的心脏。

之后，我们的生活轨迹和大多数肿瘤家庭一样，找专家、选方案、手术、复查、复发，再找专家、再选方案、再手术、再复查、再复发。幸运的人，会慢慢跳出这个循环，走向痊愈;不幸的人，则在两三次循环之后，无力支撑。

舅舅带着我们，从301医院到302医院，再从北京医院到协和，又从天津一中心到中国医科院，一路咨询过来，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妈妈是幸运的。因为原发病灶只有1厘米，属于极早期，都对妈妈的康复很有信心。

2015年6月初，妈妈在301进行射频消融手术，9月底复查发现消融区附近有复发病灶，但尺寸很小，只有0.8厘米。专家建议马上住院，却遭到了妈妈的婉拒。妈妈想要寻求其他方法。

进入10月，那是北京每年最舒服的秋天。我一边对妈妈发动“唇枪舌剑”的攻势，劝她尽早再次手术;一边又和她一起拜访体制外的各路“抗癌专家”。几乎所有在北京的“网红中医”，都让我们拜访到了。从10月开始，妈妈每天都没断过中药，最高峰时一天吃过四次。这对她是沉重的负担，有时为了喝中药，连饭都吃不下。时间一长，消化功能慢慢下降，各种中药自然无法持续。所以，中药在妈妈的抗癌路上，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我并不确定。

在我以及众多亲友的劝说下，妈妈终于在11月再次入院301。不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病灶已从9月底的单个0.8厘米变成了五个，而且每个都在1.5厘米以上。

主管大夫把我和妻子叫到办公室：“这种情况手术的难度加大，一次手术可能做不完，需要两次手术，而且预后不好，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预后不好！”这几个字对我的打击要比最初看到B超结果上的“癌”字还要剧烈。5月份，专家们还都对妈妈的预后抱有信心，怎么才过了半年，就成了“预后不好”了呢？我能接受“癌”，却没有勇气面对“预后不好”。这大概就是作为儿子在面对曾经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母亲时，无法掩盖的脆弱之处吧。

接着，科室主任把我叫到一边，“我们评估了一下，这手术在我们这IC没法做，你们抓紧转科吧，看看王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