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记忆：我相依为命三十年的妈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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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在与公司同事完成第一批拆迁户回迁选房协议签订后，我马上安排妈妈住进了市二院。她的身体比起春节消瘦了许多，脸部颧骨凸出得越来越明显。每日进食还是以小米粥和细汤面为主，量也逐渐下降。

每天不断有亲朋好友来看望，亲人们分工明确，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人帮我照顾妈妈。虽然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几乎24小时待在病房，但有家人的帮助，自己倒是在陪护椅上想睡就睡。

8月初，妈妈开始尝试服用乐法替尼，每天一粒。还通过私人关系，从北京一家科研机构拿来了“久违”的免疫细胞，又托朋友从香港邮寄过来“PD1”，一边服用靶向药，一边输细胞，加上注射PD1，茫茫黑暗中似乎又看到了一丝曙光。妈妈情绪也跟着积极起来，开始不断和家人、保姆开玩笑，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可上天的残忍，竟让这一丝曙光也很快消失。

8月12日晚，妈妈感觉腹部开始持续疼痛，高压逐渐从110降至90以下。主治医生紧急检查了血色素，发现数值已低于正常水平。11点半，医办室一共十几个座位全部坐满了赶来紧急会诊的各科大夫。

“根据检查结果，体内一定是有出血点。如果是肿瘤出血，堵住出血点的办法是做介入手术。病人现在体质虚弱，能不能下手术台是个问题……需要你们家属下决断。”主治医师对我和舅舅说。

虽然在7月份，我就为妈妈买好了墓地和寿衣，但当她的“时间节点”真的到来时，我却依然无法承受这生死关头。

根据持续监控血色素和血压情况，医生们初步判断应该不是大出血，而怀疑是渗血。如果是渗血，通过介入手术彻底封死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最终，我和舅舅决定这次不再“赌博”了，选择通过输血姑息治疗。但前提条件是人只能在床上平躺，因为起身可能会加重渗血状况。

妈妈一生最难受、儿子有生最难熬的日子到来了。靶向药停了，免疫细胞停了，PD1也不再用了，只输营养勉强供应消耗所需。每天24小时必须躺在床上，不能起身也不能翻身，体内插入了导尿管。既看不到生存的希望，也不能痛痛快快地“了结”。

每到深夜，妈妈只能通过“呐喊”发泄绝望的情绪。我坐在陪护椅上，呆呆地望着这个倾尽全力陪伴我成长的母亲，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去外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唯一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吗啡止疼泵放在床上，把播放着音乐的手机放在枕边，然后几个人配合着把病床推到楼下院里或者是大厅待一会儿，这是能给她的最后的“散心”方式。

无论情况如何恶化，妈妈始终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住在普通病房，也算是实现了她对我提出的有事不进ICU的要求。

戊戌年七月二十九日，六点五十分，在众多亲人朋友的注视下，监护仪上的几条曲线全部变为直线……我和妈妈的三年抗癌之路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