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散文：莫高窟的藏经洞(3)

面对藏经洞

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

对密室里这些经卷的价值，王圆篆可以说一无所知，应该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本分人，既没有把经卷一把火烧了，也没有当作废品随便卖了，而是按照惯例，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那时候的行政部门简单，既没有宗教局，也没有道教协会之类的机构，管理全县政务的只有县衙门。王圆篆知道这是些古物，但它们的价值究竟如何却并不清楚，于是便带着几卷经卷跑了50里路找到了敦煌县令严择。严大人拿经卷随便看了几眼，并不感兴趣，礼节性地留下两卷便把他打发走了。王圆篆既没得到表扬，也没得到奖励，碰了一鼻子灰，怏怏而去。

时间不长，湖北老乡汪宗翰于1902年调补敦煌县知县。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书法、诗词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风尘仆仆再赴县衙，向汪知县报告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自去莫高窟查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汪宗翰取走其中几件画像、经卷，其他的文物命令王道士暂作封存。汪宗翰自己研究数日后，感觉这些文物古迹的珍贵，便将这几件画像和经卷托人带给了很懂金石学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希望上司认真研究其价值，以保护和处理藏经洞里的大量文物。叶昌炽毕竟是饱学之士，经仔细研究后，知道这批文物价值的重要，于是便建议甘肃藩台将这批文物运往省府兰州妥善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官府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命令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1906年，汪宗翰调往兰州，遗书之事不了了之。王圆篆不死心，决定接着往上反映，于是就雇了毛驴，驮着两箱字迹比较漂亮的经卷，送到驻扎在肃州（酒泉）安肃道的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大人处。王道士从前就是在这里当兵的，知道廷栋大人爱好书法，所以特意远道来“投其所好”。可是这位道台大人虽然是科举出身，爱好书法，却认为这些经卷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因此兴趣不大，赏了王道士一杯茶，留下几卷经卷作为样品，答应把它们转呈远在兰州的甘肃藩台，就让王道士回去了。谢稚柳在《敦煌艺术叙录》中记录他们的调查结果如下：“王道士于是延城中士绅来观，士绅辈不知其可贵，谓此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辄嘱仍还置窟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

王圆篆在发现藏经洞的几年里，可以说是守土有责，不遗余力地看护保管，经卷在他手里基本上完好无损，但是屡屡上报，得不到肯定认可，尤其是没有得到起码的重视，上司的无视、冷落，不觉让他心灰意懒，有一种热脸蹭到冷屁股的失落和沮丧。直到7年之后，一位洋人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