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笔记：人生需要信念(3)

梦回先遣连

当时的学习训练强度很大，我个子不到一米七，身体瘦弱，但我不甘落后，苦练队列、单双杠、障碍、投弹、射击等基本功，尽快实现从普通百姓到一个合格军人的转变。每到晚上熄灯后，我便求着喂猪的陕西老兵赵录贤（只有他那里有一盏小灯可以延时熄灯）给方便，到简陋的猪圈旁一个木凳上记录当天连队的好人好事，写成报道稿后送宣传股长张果成（后张成为共和国将军）审阅，再寄往新疆军区《战胜报》。这一年我竟然有50多篇稿件見报，入伍头一年就荣立三等功。

喜报寄往家乡，家乡政府敲锣打鼓将我的立功喜报隆重地送到我家中，可以想象当时我爸爸妈妈和亲人收到喜报后的那份喜悦。我成了团里的“名人”，但我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暗暗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像先遣连先辈们那样，坚守、勤劳、奋发。之后，我先后两度考上军校。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曾有广州、南京、长沙等地发函调我，虽然这些大城市环境条件比西北边陲不知优越多少倍，但我还是按照边防老部队首长的指示，毅然地回到了我的“高原劲旅”，用自己手中的笔继续讴歌我那可亲可敬的边陲战友的先进事迹。仅1988年，我所撰写的喀喇昆仑边防战友先进事迹的报道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军内外报刊登载了30余篇。那些年，我的工作任务格外繁重，同时我也遭遇了父母车祸等诸多挂心事，我一概无怨无悔地承担了。因为每当我感到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先遣连先辈们就似乎在告诉我：你现在再难，有我们挺进藏北那么难吗？于是，我咬咬牙，提提神，挺住了、胜利了！

氧气的缺失，极度的严寒，无际的雪域，昆仑高原长年弥漫着白色的恐怖与孤独，处处似有索命的呼喊。在边防高原服役，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时时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有一个甘肃籍1949年入伍的老战士吴德寿，从1951年

起连续7年牵着骆驼为先遣连及其他边防连队运送物资。1958年4月，新藏公路修通后，已转为军工的他和另一名战士奉命在海拔4000多米的一个名叫库地的地方支起两顶帐篷、一口铁锅，创建了昆仑山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兵站，为过往战友服务。1962年中印自卫还击战打响了，他来到任务最为艰巨的海拔5200多米的日土兵站，一人支起四个平锅烙大饼，连续一个星期围着锅台战斗，眼熬得血红血红。任务完成后，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帐篷，发现腿肿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经诊断，系过度劳累引起的下肢静脉曲张，从此左腿落下终身残疾。组织上曾多次劝他下山疗养，他坚持不下昆仑高原，长期一拐一拐地拖着残腿在高原工作。39年的高寒缺氧生活，除了左腿残疾，他的心肺肝等多个器官损伤病变，下身全部坏死，终生未娶，可恶的高原无情地毁灭了老吴再续生命之梦。老吴一辈子奉献在高原边防，一辈子没有走出昆仑山，一辈子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一辈子没有下过馆子，积攒的4万多元高原补贴一次性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他说，他也是从先遣连走出的士兵，是受前辈们的先进事迹教育感染而立志终身奉献昆仑高原的。在采访中和他交谈时，看到他残疾乌黑的身体，我泪湿衣襟、钦佩万分。这是一个何等高贵的灵魂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敬的老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