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中国会馆文化的兴起与没落

民国风物

私塾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塾是中国人梦想起源的地方，它是一种最简单最古老的教育方式，《学记》中有关西周学制交代如下：“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足以证明，塾这种教学体制在中国的源远流长。

私塾多由落魄书生、不第秀才在自家的闲屋里开设，富贵人家则延师教授自家的孩子，目的无非启蒙识字，多半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教学内容也无非是老旧的“四书五经”，所谓“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那些绝意功名的秀才们生于斯长于斯，似乎离红尘很远，却又在众生之中。他们在方寸土屋里决计天下，在凡烟俗雨中稳健固守着片刻的平淡静寂，惹不来些许垂青，却又是一个社会形态中不可脱离的基石，像一本书的页码，一幅画的浓淡，一首诗的平仄，不出众，习惯了被忽视和冷落，却绝不可少。

入塾又称“发蒙”，也即现在所说“启蒙”的本意。踏人私塾，便启智蒙心，知书达理了，虽是最初級的教育，却是最厚重的根基。蒲松龄、郑板桥，这些洒脱俗人，哪一个不是蒸腾着世上最高洁的大梦？梦醒之后，也不过七寸戒尺，一方书卷。他们教书，育人，以一己之力撑最阔的蓝天。

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有自设馆、公延馆、专聘馆三种类型。蒙馆的学童都在十岁以下，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科举人试，约等于九年义务教育与高中大学的划分。那些颓屋古树之下，风声雨声读书声，那些方寸书案之外，家事国事天下事。无边的众生，还在苦海轮回，那些塾间书卷气却经久不散，成为唯一可以成就涅槃的圣洁。

千百年翻烂了《三字经》《百家姓》，西方文明的浸透把一个民国搅得火火热热，私塾不设算术、历史、地理、化学等学科，只狭隘地授人“仁义理智信”，让那些西方传教士摇头不已。新教育于是把知识面窄、教材老套等问题拿出来说事，几千年一成不变的教育体制风雨飘摇，发展近代新教育已成了当务之急。

1901年1月，尚在逃亡地西安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决心“改革”。第一条就是下兴学诏，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鼓励广开新学向西方文明靠拢。1905年，科举制度终被废除，存在于中国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彻底崩溃。像没了寺庙的和尚纷纷还俗一样，以传授科举知识为主的经馆在科举制惨败后纷纷停闭，由此私塾的范畴里剩下的便全是蒙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成为旧学改制的蓝本，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整体与西方小学、中学、大学的近现代学制接轨。1915年，商务印书馆倡议并实施了现代教育的第一个务必遵守的强制性课程表，修身、礼仪、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等等，不一而足，成为新学的翘楚和规范，德、智、体、美、劳“五育”方针开始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