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中国会馆文化的兴起与没落(2)

民国风物

像男人那条被剪了的辫子一样，私塾制开始土崩瓦解。佛家信缘，儒家也信缘，缘尽了，茶凉了，人，总该散了。慈悲还在，只是新莲初绽，那方池塘里淤泥未尽，新陈交杂。朗朗上口的《三字经》和“之乎者也”被化学方程代替。新旧儒学，谁是华服谁是素衣？风摧雪埋之中，空置无人的讲桌，那些塾屋儒士，像独守空闺的女子，容颜还在，邀约却无，窗外繁花遮眼，却与己无涉。

从西周开始，塾学与官学2000余年延绵不衰，相辅相成，互为依补，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两大教育体系。国之双翼，智之双依，那些塾屋，传承了所有的时间责任和空间方向感，学而为人，人而为神的摇篮，只是，官学倒了，塾学也倒了，书中还有没有颜如玉、黄金屋？没什么是真正敌得过时间和进步的。毕竟，进步之中的淘汰，还是为了进步，就像秋叶之落，也是为了春之更绿。

经不用读了，但孩子们还是要读书认字的。寿镜吾先生的三味书屋，是民国时数万家私塾之一。民国时期，私塾像汪洋大海一样，遍设全国，星罗棋布，从数目上看，其数虽不比公立小学多，但其绝对数目之大是非常惊人的。据民国教育部1919年底统计，该年全国初等小学性质的私塾共有近3万所。私塾的走向是向下延伸，因而地方县乡的私塾有增无减。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全国私塾仍有上万所。可以说，私塾在民国后期所存数目仍然可观，并逐渐分布到乡村，尤其是公立小学薄弱、未曾设立之处，以至天涯海角无处不有。私塾设备简陋，整个“学校”也就是一二间民房，学校所需的运动场、图书室、游艺室等，均为子虚乌有。民国时期的私塾里，先生打骂学生依旧，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把丈把长的竹竿，屋小而竹竿长，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后来做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记得：“如果背书时有些‘疙瘩，先生要求一遍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杨振宁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背过《龙文鞭影》等，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他父亲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才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

广袤乡村，那些土坯茅草的塾屋早老旧得面目全非，那些塾人也已鬓苍苍、齿摇摇，百般滋味尝遍，缤纷凡世里独守净土，却没有香火凭吊，没有名垂青史。塾，以及塾间的智者自有他们的诗意和禅境，他们不是深厦高僧，那些老屋茅舍也不是青莲静地，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起冥思静坐，参禅了悟，尘间往来，不过为了各自的归宿做各自的奔忙，而那些静态的人和物，却广植莲荷，洗人心目，在最阴暗的角落里，为一个国家，养千秋百代的功绩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