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蒙尘的榆荚(8)

蒙尘的榆荚

这之后，斯大林又看中了风头正健的冯玉祥。尽管那时的俄国人派了顾问，提供了武器、卢布在援助南方的国民党。但在这一阶段被斯大林看中的还是冯玉祥。这里有斯大林在1925年一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为证：“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印证斯大林这讲话的是那位在南方革命党人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次北京之行。1925年春，鲍罗廷秘密潜往北京，游说冯玉祥，鼓动其发动“革命”。随后不久，苏联人一次就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十架飞机。鲍当时还承诺，一旦冯氏当国，苏联政府即可提供两千万卢布的援助。苏联人的武器以及两千万卢布的诱惑，使冯玉祥那不甘当二流军阀的野心迅速地膨胀了起来。再说，拿了人家的东西，总得作出点表示来呀。这才有了冯玉祥借与奉军作战为名，在天津大沽口水道布设水雷，不惜与日本人动枪动炮干了一场的举动。

可大沽口一布雷，航道受阻，损害了美、英、法、意等国的在华利益，加上日本人的游说，在华的八国外交官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照会段祺瑞执政府，限中国军队于“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这一严重的外交事件，尤其是那个“最后通牒”，把中国人民激怒了。针对那通牒的最后期限，北京的高校师生及市民群众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又去执政府门前请愿。游行队伍开到了位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大门前，很快激愤的民众与全副武装的军警发生了摩擦，这时执政府里的执政、总长们一个个都吓得溜之大吉，只留下了一个秘书长维持局面。而门口的冲突在不断升级。终于，枪响了！惨案就此发生。

执政府门前那堵巨大的照墙前，子弹在横飞，血花在飞溅，满地流淌的鲜血在书写着统治者的罪恶。惨案造成了四十七人死亡，伤一百五十多人。死者中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伤者张静淑。这就是被鲁迅称之为“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所发生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以后，愤怒的鲁迅发表了多篇文章谴责段祺瑞政府的凶残暴行，悼念遇难的学生、群众。其中一篇《记念刘和珍君》曾是新中国好几代中学生的语文教科书上必读的名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再次提到了杨荫榆。在《鲁迅全集》的词语解释有关杨荫榆的字条里，还赫然写着“杨荫榆，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当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肆意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鲁迅的那支生花妙笔下的杨荫榆更是个“用她多年练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了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总该是赴密约”。俨然，这里的杨荫榆成了一个尖酸、刻薄、冷漠的老怨妇。尽管鲁迅的激愤有他的理由，但对杨荫榆那样的描述显然是有失公正的。由于这样那样一些无法言说的原因，也由于评价历史人物“国人最不耐烦细考求实”（胡适语）。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曾对鲁迅作过那么高的评价，说过他的心“同鲁迅是相通的”，杨荫榆终于成了一个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政府的帮凶。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杨荫榆成了段祺瑞的陪绑者，这成了新中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