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杂谈：理性与生命

小鸟和芍药 或理性与生命

奥地利女作家玛尔伦·豪斯霍夫尔对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令人玩味：1958年，也就是中篇小说《我们杀死施黛拉》出版的那一年，她再次跟与自己离婚八年的前夫结婚，重新过上了琐碎无趣的主妇生活，料理家务，在丈夫的牙医诊所当免费的帮工，按照丈夫的要求把写作当作纯粹的爱好，每天只在清晨和下午抓紧时间创作。对待婚姻生活的这种消极和妥协的态度被她带入自己的作品中，她的小说往往有些自传色彩。正因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同情她和她笔下的人物，但并不欣赏她。她的小说一度被批评界斥为家庭主妇撰写的消遣文学，几乎埋没在文学史的尘埃中。

所幸，激进的热潮冷静下来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豪斯霍夫尔这些女性小说的意义，发现清醒和妥协是这些作品的两个关键词——而妥协的原因正是清醒。这些小说消极的基调中蕴藏着女性作家对战后二十年间欧洲父权社会的思考。

豪斯霍夫尔在1968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她笔下的故事都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透过这些故事，读者窥见了战后欧洲社会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中产阶级家庭主婦的内心生活。这些小说里总有一段泥沼般沉闷的家庭生活、一个仅为自己一人写作的女性和一个封闭独立的女性空间。女性的声音只存在于这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中，也在这方小天地里归于沉寂。这个封闭空间是庞大父权社会中的一座孤岛，男人房子里的一方女性空间。豪斯霍夫尔的女性角色在这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沉浸在对往昔鲜活生命的回忆中，或者摆脱一切思想，任凭自己在语言和理性之外的时间旋涡中随波逐流。一旦走出这方天地，就会在父权社会的汪洋中窒息、枯朽，一次一次地被杀死。

豪斯霍夫尔笔下的虚构世界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文明世界，男性用理性创造出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现代文明，尽力压抑条框之外的异类：无论是不属于主流群体的社会异类，还是根本不属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自然那种充满野蛮生命力的不羁力量要么被社会驯化，要么被放逐;而没有发声机会的女性属于父权社会中的异类，被编排进男性制定的规则中，成为主流群体的附庸和财产，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之中僵化，逐渐失去生命力，即不属于文明世界的那一部分自我。在豪斯霍夫尔的作品中，（男性）现代社会文明和孕育生命的野蛮自然（女性）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在《我们杀死施黛拉》中，父权社会的代表是具有男性魅力的律师里夏德，他头脑聪明，事业有成，在维持着表面秩序的家庭里出色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因为拥有理性而深谙欺骗和杀戮之道，懂得把周围的人控制在自己的罗网之中。他的妻子，即小说的叙述者安娜，通过里夏德看清了文明对生命的残酷屠戮，同时明白自己身处于囹圄之中，无处可逃，就这样断念，留在里夏德身边，扮演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