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杂谈：理性与生命(2)

小鸟和芍药 或理性与生命

安娜和豪斯霍夫尔其他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一样，常常独自站在自己的房间里，透过窗久久地看着外面荒芜的花园——井井有条的街区中尚且保留着野蛮生命力的一隅。生命的景象和理性的缺席让她短暂地从牢笼中探出头来，摆脱身处于社会规则之中时那种“僵死”状态，“变回昔日那个鲜活的年轻女子几秒钟”。

正如安娜清楚地知道自己像一台自动机器一样“停滞于一种残缺的状态中”，她也清楚地知道让自己失去了生命力的日常社会规则是什么：房间外面父权社会的规则是男性需求的制度化。女性作为他者必须被删减为男性需求的客体，才不至于让男性感到无所适从。于是男性把女性视作自己的镜像，用“纯洁”“慈爱”“善良”“美丽”等标签为女性画出一幅标准像，让女性按照男性的要求塑造自己，时时刻刻生活在男性的注视下，保持着绷紧的状态，被物化，被占有，忘记了做她们自己。男性不断告诉女性，女人只有依附男人才能生存下去。一些女人——如小说中的路伊泽——也确实相信自己需要依附男人生活，甘愿把对生活的主导权交给他人，换取一份自欺欺人的“幸福”。

豪斯霍夫尔注意到，女性将自己置入这些规则框架中后，被赋予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职责：爱。这种

爱指的不是人类天性中那种贪婪狂热的爱欲，而是男性的社会需求：顺从温柔的关爱。毕竟爱不属于男人。风流浪漫如里夏德，多年来不断出轨，虏获了无数女子的芳心，但对于这样一位情场高手来说，“爱”仅仅意味着占据，将爱的对象变成自己的附属：“他爱我，不是因为我的长相或者因为我的可爱之处，而是因为我属于他。把我换成随便一个人，他同样会爱的，他也用这种方式爱他的孩子、他的房子，简而言之，爱属于他这个人的一切。”

于是，“爱”成了女性的任务。未婚女性天真幼稚地爱自己的恋人，已婚女性迅速蜕变为母亲，把献给男人的爱恋转变为“关爱”，献给家庭和孩子，从此失去对丈夫的性吸引力，给予丈夫外出猎艳的合理动机。在这重重规则的束缚中，基于相连血脉的母爱也变成了一种职责。不用说敷衍承担“母亲”角色的路伊泽，叙述者安娜对待亲生儿女的感情也天差地别：儿子沃尔夫冈生于“二战”期间，安娜一次次抱着襁褓中的幼儿“穿过坍塌房屋的烟灰和焦味，躲进幽暗的地下室”，最直白的生与死、火与血造就了母子二人间异常紧密的联系，让沃尔夫冈成为了安娜僵死的世界中生命的火花，也成了行尸走肉般麻木的安娜唯一的软肋。小女儿阿奈特则生在战后安逸优渥的环境中，“我把她生在一家干净安静的诊所，喂奶时饮食很好，一切都毫不费力，轻巧随意地过来了，仿佛只是买了只小猫”。过多的社会属性反而损坏了亲子之间的自然联系。女儿和父亲里夏德太像，两人都天生善于利用社会规则满足自己需求。这一切使得安娜无法对女儿报以挚爱：“阿奈特偶尔会坐在我怀里，我当然会把她抱到床上，她则会亲吻我、拥抱我。可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