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杂谈：理性与生命(3)

小鸟和芍药 或理性与生命

不同于生在规则之中、天生对这些条框得心应手的阿奈特和里夏德，安娜是逐渐走入秩序中的。曾经充满朝气的年轻女子被不断重复的家庭日常生活剥夺了生命力，慢慢异化，变成规则的参与者、认同者和维护者，眼睁睁地看着少女施黛拉沦为里夏德的猎物。安娜早就意识到施黛拉的悲剧不是个案，无数里夏德、W医生和游乐场所的卑鄙男人共同分食着盘中施黛拉们的血肉。她知道：“我在优渥的环境中生活，倚在窗边呼吸着四季的芬芳，而四周都是杀戮和伤害。”也知道，“知晓”——而不是所知晓事物对她的压抑与折磨——才是自己痛苦的根源。

全然忘却又是不可能的。安娜显然也是这样一位身负“诅咒”之人。

安娜早已习惯公事公办的散步、谈天和家务，这些日常秩序也可以填满这段没意义的人生，但思想和认知却如影随形，在“空旷的空间”中让安娜蓦地体会到巨大的虚无和恐惧。于是安娜只能在监牢中寻求安全，依附社会规则，维护秩序。“我依附在这秩序上，依附于自己有序的一日三餐、日复一日的工作、走亲访友、外出散步。我喜爱这秩序，是秩序让我能够活下去。”麻痹自己，让自己变成规则的伥鬼，希望自己能够忘记秩序背后的虚无，毫无顾虑地委身于里夏德——但不可否认，将自己全身心地交付给庞大的制度，用思想和认知确实可以换取一份虚假的安心。

所以安娜会梦到卡珊德拉。这是荷马史诗中的女预言家，神话时代的认知者，一个洞悉一切却无人相信的悲剧人物，也是同为认知者的安娜自身在梦中的化身。如同现实中的认知打破了安娜世界浑浑噩噩的完整，让她时不时暴露在清醒的痛苦中，梦中的安娜也对卡珊德拉怨恨不已：“我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街上朝着不幸的卡珊德拉扔了一块石头，因为她的预言让我恼怒。”

安娜隐约认识到，与盲目地追随命运的希腊和特洛伊英雄相比，意圖改变命运的卡珊德拉才是《伊利亚特》中真正的英雄，但她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而是很快就把卡珊德拉忘在了脑后。毕竟，荷马史诗的英雄是卡珊德拉还是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这个问题牵涉到了西方父权社会文化的根基，贸然撼动只会让人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

已有的认知无法消除，逃出规则的牢笼也绝无可能，安娜只能勉力用僵死的状态麻痹自己，依附秩序忘却空虚，扮演起规则帮凶的角色，乃至于希望把原本游离于罗网之外的施黛拉也纳入秩序当中。施黛拉这个名字在拉丁语中意为“星”，这个少女美丽的生命如流星般闯入安娜荒芜的世界，也如流星般陨落。

施黛拉，她仅存在于安娜的叙述中，读者们看到的只有安娜心目中施黛拉的形象，而不是这个虚构现实中“真实的”少女施黛拉。安娜眼中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异类：一个尚未受到规则驯化的少女，像一头强壮的小兽，太过健康强壮，笨拙胆怯，天真无邪，不善言辞，也不善于学习文化知识，喜欢和动植物打交道或做些粗活，和房间里矫揉造作的玩偶与花边——父权社会贴在同龄少女身上的标签——毫不搭调。安娜很少着眼于这位年轻姑娘身上的精神和社会性层面（如她的文化水平、学业、人际交往等），只是多次讲到她年轻有力的生命，怅然地嫉妒和赞叹那团不熄的生命之火。在她看来，即便施黛拉早已身处地下，却仍比僵死的自己鲜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