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处境：纪实摄影与当代中国(9)

价值与处境：纪实摄影与当代中国

再去西部拍摄，我将绘画的表现方式融入到摄影中，影像表达很自然地发生了转变。这种影像表达方式也更适合我的采访，与拍摄对象边聊天边观察，在环境中表现人物，不过分渲染情绪。我尽可能平静下来端详那些处身在自己生存环境中的母亲，就像画一幅画那样处理主要形体的位置、空间的比例和各种的关系，把那些与生存状况相关的环境符号元素，她们的孩子、屋舍、家什、田园、庄稼，在方形的画布上组织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最后结合为一个完整的视觉构成。相对静态的方画幅环境肖像，体现出平衡稳定的控制力，对主体人物的神态、肢体语言等的图像驾驭能力，以及这一专题的影像统一感，达到了理想的表达效果。

正像刘树勇教授所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作为一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拍照的摄影师，我始终在山东沂蒙山这个不大的区域内，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影像采集，持续地记录这个区域内农民生存的现状。

我最早的图片是从1970年代中期拍摄人民公社生产队开始。生产队岁月的留痕投影在每个经历者的记忆长河中，我作为一个经历者，只不过用图像记录了当时人民公社生产队后期的集体生产劳动场景和社员家庭生活状态。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摄影创作”，只是以一种朴素记录的方式留存了这些影像。那时还处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年代，得不到任何的专业学术资讯，完全是凭着自己最质朴的情感动力来摸索和实践，在错误中不断地跌跌撞撞往前走，形成了我不成熟的个人风格。在这一点上，我们那代摄影师的实践方式都是一致的。

從1980年代以后，我继续以散淡的心态，持续记录着周边农村农民的生存状态。特别是近几年农村向城市化进程的演变过程中，好多农民搬到城镇边缘的楼房里居住。但他们很多人不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直保留着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和农耕时期的生活习惯。我就顺势记录了他们这种转型期的尴尬、彷徨和无奈的境况。

现在人们谈论很多的是纪实摄影的价值，我倒是没有过多的在意这些东西，这也许和我散淡的性情有关。因为我一直处在极其放松的摄影状态下拍摄，从未把摄影当做一项神圣的事业去对待，更谈不上什么使命感。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只不过以极为平常和世俗化的关注视角，在影像中所呈现的沂蒙山这个区域内人们丰富驳杂的生活细节，让受众认识到当地人们那种纯良和朴素的性情而已。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基层农村在向城市化进程中，这一区域渐次发生的各种微妙的变化。也许是我在影像采集与控制过程中这样极为放松无碍的态度，才契合了我自由的心态和松动自如的影像。

纪实摄影以后该何去何从？这是我们这代老摄影师经常议论的话题。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当代影像和新技术领域，尽可能地发挥着自己创造的优势，也引起业界对他们更多的关注，这也是社会进步和历史进程的必然。在当下的状态下，我们这些传统纪实摄影作品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处在这样尴尬处境下，我们到底如何去做？这是我们这代摄影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