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文化老树(2)

一棵老树

先生从里屋出来，一件白纱T 恤，一条宽宽大大的蓝布短裤。魁伟挺拔的身体，几乎把门洞塞满。

未等我开口，先生便用地道的长沙话抢先开腔：“不要来唦！咯热的天。”虽是客套，却也是心里话，表明他对这种礼节性拜访的不在意。先生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开空调。季节还在夏天的尾上，有些热，屋里只有一台老式风扇，躲在房角静静地左右摇头。我说不用。我知道上了年岁的人，天再热，也不可骤冷受凉。

那年先生七十六岁，看上去也就六十的样子。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胸腔共鸣，听着中气十足。似乎觉出了气氛的些许拘束，先生旋即转移了话题。我感觉，先生对某件事不屑或不悦，便会制造一点尴尬让你感知，然后话题一转，将谈话变得轻松融洽。去见先生前，有同事告诉我：先生贼精，见人人话，见鬼鬼话，全无老学究式的古板乖张。我倒觉得，先生的精明圆通中，依然心有所秉，“性有所任”，只是让人有感即止，不会把人做绝，把天聊死。

先生照例说到周作人，继之是胡兰成、林语堂、张中行、汪曾祺那一路作家。我知道，他是周作人的忠实拥趸，早年便与之通信。这也是先生挂在嘴上的荣光。先生的文字，倒未必受到了多大的影响，但文化的旨趣甚至处事的态度，却颇受熏染。后来先生主持编辑了周作人的多种文集，每一种，从编辑体例、入选篇目到前言后记，都见出对周作人的独到见解。我没有附和先生的观点，便说现代散文，周氏兄弟各自开启了一个源头，且各自高耸成峰，至今无人企及。对这两座高峰，各人可有偏好，但若就文学史的意义言，拿两兄弟的文章彼此否定，则显偏狭和短见，古典散文现代化，这两条路或许永远并行不悖。先生听完，并未赞同或反驳，眼睛却为之一亮，余下的谈话，明显少了先前的生分。

话匣一开，先生不是一般的健谈。他能将圣贤经典、稗官野史和民间掌故糅作一团，庙堂江湖、学界文坛的旧事新闻如数家珍。初听觉得信马由缰、随性散漫，回头一品，却句句都扣在话题上。尤其先生的记忆力和思想敏锐度，几胜青年。这一功夫，我只有在长先生几岁，自诩为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先生身上见到过。大概人活到相当年岁，文化做到相当功夫，都会具有某种生命的超越性。俗话说树老成精，人老成怪，先生躲藏在念楼里，似乎已将自己修成一个精怪。

先生自称少时顽劣，读书随性杂滥，能在兄弟辈中胜出，全凭几分灵性。高中未毕业，便跑去《新湖南报》当了编辑和记者。“文字靠天，文章靠练”，记者天天要出稿，那期间先生的文章得到了严格训练。

1957 年因言获罪，被划“右派”。那几年，先生的确对新闻乃至政体谈了些意见。严格地说，那不是什么思考严谨的政治洞见，只是书中读到的一些常识。先生觉得当时的许多做法，违背了新闻和政治的某些常识通则，需要修改矫正。以先生当时的学识和见识，还认识不到所有常识和通则，都只就某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而言，任何旨在破坏一种旧体制和旧文化的体系性革命，所有常识通则都将被击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