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文化老树(3)

一棵老树

先生平反出狱，被胡真作为“右派军团”的战将招至旗下，安排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胡真其时为出版局局长，对新时期湖南出版而言，这是一位总架构师和操盘手）。看看先生所提的选题对象：曾国藩、周作人、清末旅外作者群……以当时人们的认知，哪个不带“右倾”色彩？后来许多人说，这些选题显示了先生的政治敏感和职业勇气，其实只要先生当编辑，不论未来的政治与文化走向往右往左，他愿提出的总会是这些。在当时，这类选题都有些犯忌。先生的过人处，不在于有胆识提出这些选题，而在于有办法将这些选题做成。他不仅没有因此获咎，反而挣得了很多荣誉。有个恰好相反的例子：先生手上有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旧书，他拿出来让好友朱正出版，朱因此受了严厉处分，多少有点责怪先生。先生听了一点不负疚，说朱受处分是因为操作不当，如果是他运作，不仅不会受处罚，而且会赚很多钱。他说自己会把这部书做内部参考资料出，先收钱再发购书票，最后凭书票领书。定价50 元一本，根本不需要卖得吆喝喧天，社会影响不大，经济效益不小。先生的操作方法的确鸡贼，说得朱正只得自认操作不当。先生与政治，就像一对猫鼠冤家，斗得越久，老鼠变得越古灵精怪，到后来，先生的确有了一种游戏心态。和朱正这种“砍倒树了捉八哥”的刻板学者相比，先生算得上是个云淡风轻、拿得起放得下的老江湖。

1988 年先生提前退休，原因是在社内一次公开竞聘中落选。当时先生已调至岳麓社任总编辑。因为社长和总编辑都是正职，工作上两个职务总有些磕磕碰碰。先生的落选，固然与选题取舍、社务管理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先生职业眼界高，加上性情耿介，多少有些曲高和寡。可见先生的所谓精明，并未真正用到日常为人处世的细节上。以先生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他当然可以执拗地为落选讨说法，不退不让斗争到底，也可以让上面重新安排领导岗位，但先生选择了提前退休。这其中自然有不与为伍的傲世心态，更重要的，还是先生人生抉择的大精明，即屏蔽社里的是是非非和社会上的纷纷扰扰，躲进念楼，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编辑和写作，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当先生完全退守念楼，反而成了一个高居云端、可望而不可即的出版传奇。

“右派”后来变成了许多人的一件人生华服。似乎当年能被划为“右派”的，都是政治上有大见解、文化上有大建树、人格上有大节操的人。“右派”中这样的人当然有，但绝非人皆如此。当然，作为一种人生补偿，人家经受了那么残酷的打击甚至迫害，回头作为一种人生资本未尝不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时代公正。只是钟先生没有裹着这件华服安享晚年，他以每日不辍的编辑和写作，开启了人生最笃实而华彩的时段。先生少时的顽劣秉性，悉数被熔铸到事业中。先生的“顽”，表现为对事业目标的执着坚守，三十余年如一日，领着社里的年轻人，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编辑周作人先生的文集;先生的“劣”，表现为不从流俗，不循定评，将自己对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对外交流史的思想率直表达，使他的那些叙论和散文，成为考据有独径、立论有独见，文字老树精灵、思想超拔飞扬的文化精品。先生的文章乃至人生，由顽劣而至于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