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旧事难忘(7)

《玉堂春》 洪洞到太原的遥远

法制史与中国历史同行，也是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从夏商时期的神权法，一直过渡到现在的大宪法框架下的法制完善。

若说法律成文，应该从春秋时期开始算起，较早公布成文法的是楚国，我们大晋国就曾“铸刑鼎”，当时的赵鞅和荀寅向民间征收了480 斤铁，铸成刑鼎，上铸《范宣子刑书》。之前，晋国也有刑法，叫“执秩之法”，是一部修明政治、施惠百姓、尊王攘夷的法律，加速了晋文公称霸的历程。到《范宣子刑书》时就将法律公之于社会，这是开启民智的重要一步。

各国铸刑鼎，公布成文法，貌似加剧了社会动荡，实则是社会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法家地位凸显出来，经过几代法家的努力，中国迈入半法治社会。

之后是《秦律》《汉律》《新律》（曹魏）《唐律》《宋刑统》，一步步发展，律学理论得到了提高，刑法理论得到发展，刑罚体系逐渐完善。到苏三所在的时代，适用的是《大明律》，洪洞监狱里有明代五刑的图片展示，笞、杖、徙、流、死，清楚明白，除此之外，还有十恶、八议、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460 条。

古代法律，几乎以酷刑著称，也即：死也不得好死，加上酷吏来执行，有时候就会官逼民反，社会动荡。

到清代，有一个叫沈家本的人，清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曾任山西按察史，他著《历代刑法考》，他的核心思想在于去除酷刑，又著《大清新刑律》，开启新的法律征程。

到今天，我们不再辩论儒家还是法家的地位问题，我们依然建立在儒学讲道德和精神，法家管秩序的旧有基础上，这是社会发展累积下来的结果。我们也不再讨论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实际上，法律再完备，也脱不了人治，不然，苏三就不会坐监，社会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人治的幽灵跟随了我们几千年。

法律越齐备，机构越来越细分，但法律所能维护的普通民众的权益却越来越模糊。人们看得见法律，甚至普法的程度远远高于历史上每一个朝代，但熟知法律的人们，却支付不起金银成本、时间成本、人情成本、边际成本，然后不得不放弃，于是某方面形同虚设的法律还是给社会留下了诸多隐患，君不见杀村长案件、因侮母而杀人案件？

监狱为谁造？

法律为谁设？

我们如蝼蚁一般的人，唯有秉持自己的善良，因为保护自己的只有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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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多少个苏三呢？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秦腔、豫剧、徽剧、汉剧、湘剧、川剧、粤剧、邕剧、滇剧、祁剧、越剧、杭剧、潮剧、山东梆子、昆曲、曲剧、黔剧、桂剧、闽剧、莆仙戏、晋剧、蒲剧、北路梆子、眉户、孝义皮影戏，都有这样的剧目，可想而知，全国有无数个苏三，戴枷锁，披铁链，过汾河，行走在起解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