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塞外明月(14)

瓜州月

隋朝的国祚并不长，却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王朝。单就佛教发展而言，其繁盛景象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在北魏开凿莫高窟余音绕梁前奏的影响下，隋朝工匠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像法”接力和创造。

其实，隋朝的开国君主隋文帝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时，蒲州人王聃（今山西临猗人），法号昙延，是天下皆知的著名僧人。隋文帝推崇他，即“禀为师父之重”“用敦弟子之仪”，两人俨然成了佛门师徒关系。不仅如此，隋文帝还于开皇二年（582 年）特封昙延为“昭玄统沙门”，管理国家佛教事务。

堂堂皇帝与僧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尽出于对佛的虔敬和意识认同，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基于这一点，莫高窟当然不能缺了他们的故事。只是，在时间上有了距离。今天莫高窟编号第323 窟的初唐壁画《隋文帝引昙延法师入朝》，描绘的就是隋文帝命昙延“为国祈雨”等故事场景。

这一时期，在鸣沙山开凿的石窟就有近百个。石窟内，佛像神韵兼备，壁画彩绘精美。较之北魏，其反映佛教的内容更加丰富，平面构成与立体造像相得益彰，强化了艺术美感，突出了时代特色。

在延续创造佛国世界的同时，良好的国际环境则是前提保障。这期间，鸣沙县已改回原来的名称敦煌县。隋文帝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手腕，牢牢将敦煌作为军事前哨，使瓜州塞外西域二十三国划入隋朝版图，有力地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伊吾（今新疆哈密市）、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与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三条通道。隋末唐初地理学家裴矩（今山西闻喜人）在《西域图记》中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如此形勢，不仅使敦煌成为中西交通要站，而且大大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发展和繁荣。而鸣沙山隋朝石窟，无不放射着这种文化交融的灿烂光辉。

李唐王朝建立后，再次置瓜州军政机构于敦煌，以对西域诸国进行有效管理。但时间不长，瓜州改称“西沙州”，州治移向晋昌，即今甘肃瓜州县东南。贞观十四年（640 年），唐太宗又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设立“安西都护府”。其两次把军政机构挺进戈壁大漠，都充分说明此时西域诸国存在着极不稳定的现象。就拿吐蕃来说，自松赞干布亡故后，一直与唐朝形成对抗局面。加之突厥铁骑的屡屡进犯，不能不使唐朝对西北地区的军事设防进行全面强化。因而，针对西域民族的复杂特点，唐朝分别采取和亲、安抚、威慑、反击等多管齐下的政治军事策略，使其成为“纳贡藩国”。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平定后，发生在戈壁大漠上的战役几乎接连不断。无须去查史书，单从唐人的边塞诗歌中，即可感知到当年大唐雄兵沙漠挥戈的英武气概和壮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