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后来的故事(9)

你好 记忆

“妈躺在病床上，我一进来她就问：‘批准了吗？’妈说了，‘年龄大不是问题，只要思想好，人品好。’”

“你对董文同志了解吗？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他很有才华，工作努力，我保了他。现在反‘右倾翻案风’，部队领导批评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缺乏党性。我承认。不过，我想了两天，我觉得应该让你看一样东西。”方之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上面印着红字：“内部文件，机密。”从里面抽出三封信，交给柳烟，“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包括领导班子，包括董文同志本人。我压下来，我一个人承担了，为老朋友两肋插刀了。我不得不让你看。违背组织原则，开除军籍，我也认了！你坐在那边沙发上看，看完后还我。此生此世，不会有第二个人看的。你绝对不能说出去，也不能告诉董文同志。你能保证吗？向毛主席保证。”

柳烟脸色苍白，双手发抖。

董文相信方之说的是真话。他记忆犹新，他一定反复回忆这一席话。他闭着眼睛，竭力掩盖一种情绪，对董文，也对逝去的柳烟。他已经很勇敢。

之后，迅雷不及掩耳。他和柳烟办理了婚姻登记。不出两个月，也就是董文回到报社之前，柳烟调出报社到民防办公室上班。这是个闲差事，上班签到，泡一杯茶，看报纸。天天在工作日记上写“平安无事”。

方之在结婚当天的下午，去医院拜见柳烟母亲，在床前喊了一声“妈”，她睁开眼睛，惊呆了：“你不是董文！你是谁？”“我是杜方之。”她双手拍打着床沿，咯血，吐了半脸盆。闭上眼睛拒绝和眼前这位穿着军装的人说话。那年代，几乎所有未婚女士的第一选择是军人，方之才有这个自信。柳烟哭着跑出病房。

柳烟婚后最大的心事是找到那写第三封信的红宇。报社来稿登记没有红宇，“文革”前副刊编辑没听说过红宇，她的诗友、业余作者没有一个人认识红宇。

这些话是那个夜晚柳烟对董文说的。

面对方之的坦诚，董文不安起来。要不要讲出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方之清楚，尽管那封红宇的信不是他写的，也不是他支使写的，他却是不正当地获得了柳烟的婚姻。他婚后对柳烟看管很严，人称“民防”。

缝隙里没有幸福。柳烟坚持不要生下姓杜的孩子。

生活在一个城市，她不与董文见面，非常吃力，她做到了。她阅读董文的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这时，眼前就是他，可敬可亲的他。他站着，注视着弱小的她。

杜方之在董文面前，从来不提起柳烟，仿佛她根本不存在。

终于有一天，董文接到柳烟一封信：“如果你还爱我，请在明天晚上来我家。一棵饱满的草一生东倒西歪备尝风霜，但站立得比谁都优雅。这是我这10 年写下的唯一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