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小辑：孤臣泪，双泪眼(10)

孤臣泪

1895年3月14日，天津码头上寒气袭人，刚刚开复了一切处分的清政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怀揣着皇上授予的头等全权大臣证书，带领他的长子李经方、随员马建忠、伍廷芳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一行人，从这里登上德国“礼裕”号和“公义”号。他们这是要去日本马关，马关是日本指定的议和地，等待他的是他的老对手，日本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行前他就知道，此一去他将踏上万劫不复之地，所以希望李经方能够避免和他同行，免得将来父子一起挨骂;也曾想把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拖下水，但翁同龢哪里会上这个当？都是读书人，都熟读中国经史，都知道此一去，必将留下千古骂名。想起临行前，向皇帝辞行的一幕，李鸿章心中凄凉万分。明知道“割地”是“求和”的唯一途径，但面对光绪皇帝的反复询问，满朝的王公大臣却没人肯发一声。更令人气愤的是，翁同龢竟当着皇帝的面，大唱“偿胜于割”的高调，说什么宁愿多赔款也不能割地，就为了自己“清正”的好名声！

清人胡思敬说翁同龢“书生误国”，台湾学者雷禄庆则认为，无人肯像李鸿章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以七十三岁高龄毅然负起必遭世人唾骂的屈辱使命。而此时的慈禧太后又在哪里呢？她在长春官，犯了肝气疼的老毛病。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把授权李鸿章割地赔款的难题，推给了光绪皇帝。但到底不放心，又急召李鸿章进宫，密授可以割让辽东或是台湾一处，实在不行了，就把两地都割让给日本。

李鸿章就这样带着他的屈辱使命，开始了他屈辱的日本之行。这时他还不知道，在日本等待他的，还有一场血光之灾。他已经到了人生暮年，须发皆白了，二月的寒风里，愈加伶仃。马关的春帆楼，是当地一家著名的河豚馆，主人名叫藤野美智子，是一个美艳的寡妇。春帆楼的地势很好，面对关门海峡，伊藤博文经常光顾这里。这一天他凭楼远眺，看到万顷碧波之上，往来着点点渔帆，联想到自号“春亩”，于是灵机一动，给这家河豚馆起名为“春帆楼”。

“春帆楼”从此成了全日本最有名的河豚馆，而随着李鸿章的到来，它还将进入中日关系史。

当李鸿章一行五人步入春帆楼时，厅堂正中已经摆好了一张硕大方桌，周围是十一张笨重的木椅。他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原本心细如发，却在见到伊藤博文的瞬间，乱了心神。他带来的人，被安排在了左半边，他居中，左手是他的儿子李经方，对面是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一别十年，伊藤也老了，李鸿章寒暄着，很有些感慨。1885年5月，伊藤博文以特使身份來华会商谈朝鲜问题，李鸿章没把他放在眼里，结果就签下了出让中国在朝利益的《天津条约》。如今忽忽十年过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已由一个“蕞尔小国”，一跃而为野心勃勃的军事强国。所以，伊藤博文才敢要求他远涉重洋，到日本谈判，毫不顾惜他的风烛残年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