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小辑：孤臣泪，双泪眼(21)

孤臣泪

所以很多人认为，此诗为“托名之作”。高拜石自1921年起，在北京、福建等地担任多家报馆主笔，1947年渡海赴台，毕生醉心于金石、书画、史籍，名重士林。自1958年起，高拜石在台湾《中央日报》《新生报》副刊连载近世史料笔记，状写晚清至民国百多年间名人轶事、世俗百态，广泛涉及军政、财经、学林、文艺、市井等各个社会领域。这些文章，后结集《南湖录忆》和《古春风楼琐记》出版。高氏长于纪览，文笔活色生香，在台湾学界享有“自梁任公、林琴南以来，罕与其伦比”之美誉。《南湖录忆》第一集中，有《李鸿章泪盎秋风》一篇，就是此文，披露李鸿章“易箦”前吟有七律一首。

“易箦”典出《礼记·檀弓上》，指把病重将死之人移于席上。此为《绝笔诗》在文献史上首次出现，但为什么这样一首如同遗嘱一般重要的遗诗，李国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和权威的《李鸿章全集》均未收入呢？又为什么李鸿章临终前，一直守在他身边寸步不离的周馥不相与闻，而直到将近60年后，被高氏挖掘出来了？

这就不去说它了，一团乱麻！

中国历史上，“托古”是屡见不鲜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现象，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曾因“托名”之作，而荣获“英雄诗人”的桂冠。但据罗尔纲先生考证，近世所传石达开之“遗诗”，仅有存于广西宜山县北山之《白龙洞题壁诗》一首为真，其余都是伪作。1902年，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首见伪托之石达开《答曾国藩五首》;1906年，柳亚子亲见南社巨子高天梅为激发民气、鼓吹革命，一夜之间创作了20首“石达开遗诗”，以“残山剩水楼主人”名义发布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近来有人考证出，李鸿章《绝笔诗》的真正作者是康有为，李鸿章临终之际，康有为正在新加坡槟榔屿流亡，闻其死讯，感慨而赋此诗。不过，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罢了。

不过，托名李鸿章的这首《绝笔诗》，写得真好，不仅意象分明，音律谐适，格调沉郁，境界开阔，而且与李鸿章的生平际遇，语气格局甚为契合。《清史稿》上说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又说他“独主国事数十年”“常以一身当其冲”，从诗史互鉴的角度看，“遗诗”把李鸿章的勇于任事、忍辱负重、茫然四顾、独木难支的悲戚神色，以及列强环伺、山河破碎、一夕数惊、风雨飘摇的历史情境，都完整地传达出来了。乔光耀的《李鸿章传》、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赵焰的《晚清有个李鸿章》、陈悦的《沉没的甲午》、王龙的《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刘刚《李鸿章之死》、汪炜的《一代重臣的最后归宿》、吴晓波的《跌宕一百年》、祝勇的《1894，悲情李鸿章》，等等，都引用了这首诗，是被他“身在残阳秋风里”的孤臣形象打动了。李鸿章生前树敌无数，四面楚歌，孤独无助;死后骂名滚滚，殃及子孙，死不瞑目。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到李鸿章的死讯后，写下了“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竞何之”的挽联，是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痛其为，复杂极了。梁启超曾有言：“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李鸿章“盖棺”百年，至今未能“论定”，梁启超这话，不是应验了吗？